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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进一步完善金融科技监管体制

王勇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研究员,银行业研究与诊断中心主任,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聚金资本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培训师,河南省学术带头人。
  2016年后,通过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项整顿,监管已经从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改变,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从未来发展看,要做到既鼓励创新,又审慎监管、及时监管和有效监管,英国的“监管沙盒”是一个很好的监管创新模式,需要借鉴。
  目前,中国的金融科技正在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数据显示,中国在数字支付领域遥遥领先,目前占全球市场规模近一半。金融科技能够提升效率、节约成本,但风险也逐渐凸显。监管机构支持创新,但在给创新提供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的同时,更要关注风险。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国际上有哪些积极的探索?我国又该遵循怎样的监管思路?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研究员王勇就上述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新科技在银行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它对我国金融行业的生态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勇:金融科技的核心是利用新兴的互联网信息科技改造和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模式。应用领域可分为五大类:在支付清算领域,包括网络和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在融资领域,包括股权众筹、P2P网络借贷等;在市场基础设施领域,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等;在投资管理领域,包括电子交易、机器人投资顾问等;在保险领域,包括保险分解和联合保险等。
  根据国际知名机构CB Insights今年年初的独角兽榜单显示,金融科技已经成为仅次于互联网软件与服务的最热门创投领域。与此同时,从全球顶级投行高盛、摩根大通到科技巨头谷歌、苹果、Facebook等,都已在Fintech领域完成全面布局。而英国更是公认的世界金融科技中心,其中,网络借贷和支付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吸收了约90%的金融科技投资。
  尽管美、英金融科技非常发达,不过,这几年,中国的金融科技也是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弯道超车,由1.0版提升到了3.0版,在用户规模、融资额、交易规模增长速度等多个维度上都远超欧美。以支付为例,摩根大通每年处理9400万笔支付,而在Fintech领域的腾讯,在中国春节假期的5天内就处理460亿笔支付。Visa的最大处理能力是每秒处理25000笔付款,而支付宝可以处理50000笔,相当于其两倍。中国的金融科技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首先得益于中国庞大的金融科技需求市场。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有7.31亿互联网用户,浏览网络、通过智能手机购物、支付、理财、投融资的中国用户数已经达到了美国的几倍。由于微信和支付宝的使用,中国消费者有使用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的倾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在金融科技应用方面的使用率非常高。例如,中国40%的消费者使用支付宝等非传统支付方式,而新加坡只有4%。这不仅仅是支付手段方面,保险科技也有较快发展,并在财富管理和借贷中也使用了金融科技平台。
  金融科技给传统银行带来的“裂变”主要表现在业务、客户、资金等方面,银行的支付类、理财、消费贷款等传统基础业务正逐渐被金融科技企业蚕食,客户不再依赖于传统银行来获取金融服务,进一步加速金融脱媒进程,普惠金融策略导致传统银行大量长尾客户及其资金流向金融科技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也从银行吸引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与金融专才。但与金融科技企业相比,传统银行在品牌与信誉、依法合规、风险防控、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个性化服务水准、物理网点覆盖等方面具备传统优势。未来,新技术在银行业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移动互联和万物互联、ARVR应用将革新银行与客户接触的渠道与体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虚拟化、智能化将是银行未来渠道的主要特征。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推动银行在市场营销、客户服务、风险控制、内部管理上的智能化转型升级。金融科技将提升银行业精准、高效、个性化服务客户、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关注金融风险及外溢效应
  记者:在提升运作质量和效率的同时,金融科技存在着哪些风险?
  王勇:金融科技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金融风险及其形成的外溢效应等问题也日渐显现。具体表现为,第一,研究结果显示,在组织机制中生根、在网络空间中展业、在云平台上发展的金融科技或互联网金融不同于在线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传统金融,其风险形态正在发生根本转变,幂律分布造成的“长尾”特征将引致金融风险的极值分布,从而增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第二,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所形成的交易网络复杂化,辨识某节点所蕴含的风险及传染能力不再像传统金融那种星形简单网络那样明确与直接。故而,以正态分布为基本方法论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将不再适用于金融科技或互联网金融,而且,金融科技企业容易产生金融风险的“黑天鹅”。第三,随着跨界金融服务的日益丰富,不同业务之间相互关联、渗透,金融风险更加错综复杂,风险的传染性更强。尤其是在金融大数据方面,商业机构特别是金融科技企业对数据的追求近乎狂热,采数、存数更加常态化。部分机构通过抢占入口和渠道,大量汇集信息流、资金流、产品流,成为数据寡头,使得信息泄露风险高度集中。一旦网络安全失守,不仅会造成大量用户隐私外泄,也会对平台运营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第四,当前,互联网和科技行业存在的“赢家通吃”模式,在金融业是否可行值得考虑。金融科技从孵化到成熟再到应用,涉及多重标准化问题,既有技术本身的标准,也包括具体行业应用的标准,在没有形成统一通用的标准之前,可能产生后续的兼容性和互联互通问题。第五,毕竟互联网金融也是属于金融科技范畴,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点,除了证照不全、违规经营,风险管控不足,市场存在无序竞争等因素之外,互联网金融科技复杂,风险隐蔽,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已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需要防范顺周期波动和风险的跨市场传染。
  寻找鼓励创新和审慎监管的平衡点
  记者:国际上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进行了哪些积极的探索?您认为我国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监管思路?
  王勇:金融科技天生具有创新基因,有助于经济和民生。但另一方面,插上科技翅膀的金融,如果监管不到位,会具有更强、更广和更快的破坏性,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后果难测。对此,各国政府也积极地调整监管策略,与时俱进地摸索出适应本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监管方模式。目前来看,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以英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主动型监管模式。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成熟,有完善的征信体系,金融人才较为专业,资讯基础雄厚等等。为了发展金融科技,发挥后发优势,政府挺身而出成为主导力量,大力发展监管科技。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就是英国。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在2015年11月开创性地提出对金融科技实施“监管沙盒”的计划,所谓“监管沙盒”是指一个“安全空间”,在这个空间内,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而不用在相关活动碰到问题时立即受到监管规则的约束。“监管沙盒”的主要目的是帮助金融创新在实际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测试,而这种测试不能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且应遵守必要的法律规定。该计划筹划6个月后,正式于2016年5月推出。可以说,这是监管科技与金融科技比较匹配的成功范例。
  第二类,以美国为代表的限制性监管模式。有的也称为功能性监管模式。美国的人才优势和优越的资本环境,形成了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金融科技业态。针对这样的特性,美国采用功能性监管,即不论金融科技以何种形态出现,抓住金融科技的金融本质,把金融科技所涉及的金融业务,按照其功能纳入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但对于具有强大的创新力的美国金融科技公司,采取适当偏严的监管措施,因为这有利于平衡发展,防控风险。
  相比上述两类监管模式,中国对金融科技监管要相对被动一些。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和有待完善的现有金融服务体系,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但是,中国法律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对金融科技的监管依靠成文的法律法规,因此灵活性和时效性相对不足。例如,目前行业内诟病的按行业属性主管部门的监管,不符合金融科技发展需要。而监管的实质成果,都是经过无序的发展试错后,在各界的压力下才“倒逼”监管出台有效的措施。最鲜明的例子是2015年下半年开始呈现的P2P风险,引起全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且,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还不能单凭传统的监管理念、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以及监管体制机制,因为传统监管各方面的相对落后尤其是技术落后和与当前金融科技发展的不匹配,必定会影响监管效果和监管质量。
  不过,2016年后,通过有针对性地加强专项整顿,监管已经从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改变,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从未来发展看,要做到既鼓励创新,又审慎监管、及时监管和有效监管,英国的“监管沙盒”是一个很好的监管创新模式,需要借鉴。通过“监管沙盒”的创新实践,力争使我国的监管科技能够适应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金融科技发展的需要。可以说,“监管沙盒”为我国转变金融科技监管理念和体制提供了有益借鉴。当前,我国也已经具备了实施“监管沙盒”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一些由央行牵头的统一监管新规正在陆续出台,可以弥补现有金融监管在应对金融科技创新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以及与之配套的第三方支付、P2P监管规则都已经或正在出台,为实施“监管沙盒”奠定了制度基础。此外,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的成立,实际已表明中国对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指引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的研究已经开始。下一步,央行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由央行统管的“监管沙盒”机制,负责“监管沙盒”的实施、管理和改进。不久的将来,金融体系可能会成为一个数字金融系统,金融机构或将与金融科技公司形成大融合,积极拥抱并推广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的金融科技先进技术,从而一举成为智慧银行或金融科技公司。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可以用人工智能的金融监管技术来帮助做好金融监管工作,将人类智慧(HI)+人工智能(AI)融入金融监管体制中,从而使“监管沙盒”机制进一步升级,并且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沙盒体系以及金融科技与“监管沙盒”的相互适应机制,以便更好地鼓励金融科技创新,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同时还能达到防范金融科技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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